作为首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得者，加拿大籍华人银行家幸公杰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银行业和慈善业是我的主业，做好这两项事业是我的中国梦”。

　　幸公杰现在是蒙特利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行副行长。作为在华任期最长的外国资深银行家之一，他率先将海外融资和风险管理经验带到中国，带领企业跟随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共同壮大。事业有成之后，他投身慈善事业，希望像做银行一样做慈善，通过资本管理将慈善事业做大做强。

　　中国，我很庆幸我来了

　　“我很庆幸34年前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来北京的决定。我一直都相信北京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中心，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幸公杰说。

　　幸公杰祖籍山西洪洞，1955年出生于广东兴宁，两岁随父母离开中国大陆，先后去了印尼、香港、加拿大。中国家庭、中国故事为他奠定了中国情缘。1978年，幸公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美国银行香港分行专门负责中国的业务。1981年后，他作为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来到北京，一直工作至今。这段30余年的缘分让幸公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使得他成为在中国任期最长的外国银行家之一。

　　“我既然做中国的生意，管中国的市场，我就要待在北京。”从34年前中国没有能力和西方外资银行对接，到如今的世界最大贸易体、WTO成员国身份，幸公杰很庆幸自己见证了这一发展过程。

　　幸公杰说，初到中国时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后来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努力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现在呢，政府想办法规范百姓如何不买第二、第三辆车。中国发展得比我预见的还要快、还要好，如今如果有人说中国发展得不够好，那我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幸公杰笑着说。在他神采奕奕的眼神里，饱含着对中国发展的欣喜和自豪。

　　增强华侨华人信心的“活样板”

　　“个人的时间表和公司、市场的时间表合一，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我有幸在过去30多年里，都踩在正确的时间点上。”在谈到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幸公杰认为，“正是由于我对中国的发展有了相对正确的预见，所以每一步都不缓不急，与市场趋向一致，把资源用到对的地方，自然就站在了成功的门口。”

　　幸公杰的事业与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保持同步。1981年的蒙特利尔银行驻京代表处只有幸公杰和秘书、司机3人，如今蒙特利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第七家在京外资法人银行，在北京、广州以及香港设有分行，是中国大陆地区扩张最大的加拿大金融机构。

　　幸公杰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时说，他已经达到了在工作方面的预期目标，没有什么遗憾。他以一个银行家的眼光这样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试探着开放的阶段，外来投资者都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外商很少。90年代是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试探阶段，外国的公司意识到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市场，中国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吸收外资。2000年开始是外商的战略性投资阶段。2010年以后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同时也需要各方加大对风险的预见。

　　“我所看到的都是差距。”幸公杰说，在他脑海里经常会有一幅差距图，能够看到中国在这幅图表中的位置，某些方面是在高位，某些方面则是在低位，由此得出的很多观点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各界。也正因如此，他还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为北京市乃至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往后的10年，中国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希望通过分享我的经历，能让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更有信心，因为我就是一个‘活样板’。”

　　像做银行一样做慈善

　　在幸公杰看来，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慈善家有共同的必备要素：正直、诚信、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情操和对事物的准确预判。他很庆幸自己拥有这样的品质。在事业有成之后，他确定了新的努力方向：像做银行一样做慈善，带着自己的金融经验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尽一份力。

　　谈到中国慈善事业应具备的条件，幸公杰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要从小培养公民的慈善意识，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慈善理念。第二是慈善事业要塑造公信力，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生命力所在，取决于慈善基金的管理、使用能否向社会公开、透明。第三是慈善基金运作模式的转变。

　　幸公杰希望介绍、引进国外的慈善基金通行做法，通过基金会将筹集到的善款进行谨慎的投资管理，有了投资收益之后再将收益部分用于慈善项目。同时，基金的管理人、利润的支配人应该是各自独立的机构而不是慈善机构本身。这样一个分权且公开的模式会让一个慈善基金的基数越来越大且不断传承。

　　“做慈善像做银行一样，需要建立起一套缜密而透明的系统。慈善不应只是突发性的捐款捐物，它更需要细水长流、长远运营。”投身慈善事业后，幸公杰并没有把捐多少钱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贡献自己多年来在金融界积累的经验，推动基金的发展。“慈善事业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我会尽我所能，此生能贡献多少就贡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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